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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蓝:像江姐那样忠诚于党

2019-05-16   来源:[法援中心]   字号: | |
 

      

  于蓝,1921年生,1939年入党,著名电影表演艺术家,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曾先后担任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中国儿童少年电影学会会长等职务;曾主演《白衣战士》《翠岗红旗》《革命家庭》《烈火中永生》等电影,在新中国银幕上塑造了许多光彩夺目的英雄人物形象,荣获“中国电影金鸡奖”终身荣誉奖。 

  2019年2月17日,是我入党80周年的日子。

  凝视着影集里拍摄于延安的这张照片,80年前在党旗下庄严宣誓的那个夜晚,穿过岁月的烟云又清晰地再现——

  那是在山上的一个窑洞里,油灯闪闪映着墙上鲜红的党旗,党旗下面是用毛笔书写的入党誓词,18岁的我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为了找党,我千里迢迢奔延安 

  我于1921年出生在辽宁岫岩,和中国共产党是同龄人。8岁时,母亲就去世了。当年,父亲调到张家口法院任院长,迫于生计,继母带着我投奔到沈阳祖父家。

  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我们一家逃难到关内,在张家口、保定、天津等地流浪,最后在北平安顿下来。可是好景不长,七七事变爆发,北平沦陷。

  1938年夏季的一天,我的好朋友王淑源来到了北平,她说:“中国不会亡,共产党是主张抗日的,离北平不远就有平西抗日游击队!”从那时起,我就向往这个要拯救中国、带领人民大众求解放的共产党。有一天,我从家里逃出来去寻找游击队,可是,刚出北京城门就被日本鬼子抓住送到了宪兵队。幸好,家里上下打点把我营救出来。怕我再跑出去惹祸,继母就让哥哥、弟弟监督我。

  一天,暴雨倾盆。我对弟弟说:“姐去给你买咖啡豆吃,你在家等着我啊。”之后,我快速离开家门,举着油纸伞向郊外奔去,一路巧妙地过了哨口关卡,来到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在这里,我第一次听说有个地方叫延安,共产党就在那里。我当即决定投奔延安,到那里去找共产党。

  1938年9月初的一天,我和十几名热血青年在党派遣的一支部队的护送下向延安出发。黄土高原沟壑纵横,我们既要赶路,又要绕过敌人的封锁区,行程特别艰难。10月24日下午,当我们气喘吁吁地拐过一个山坡时,不知是谁突然高喊了一声:“啊,快看,宝塔山!”我顿时觉得眼前一亮,宝塔山像灯塔一样照亮了我的心。

  在我的第一印象中,延安城很小,简陋的街边只有卖烧饼的,卖梨的,卖枣的,但是,延安城充满了生命的力量,这里是中国的希望所在。

  在延安,我开始了全新的生活。白天,到抗大读书;晚上,到剧社里参加文艺演出,从跑龙套开始,一直到主演话剧《佃户》《带枪的人》。我们还经常去枣园,为毛主席和朱总司令演出。

  第二年,在丁汾同志介绍下,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2年5月23日,延安文艺座谈会闭幕那天下午,毛主席招呼大家到外面照相。前排当中紧挨着毛主席的就是我爱人田方。

  会后,我和同志们一起,按照毛主席的讲话精神,经常深入到工农兵当中去,演他们喜闻乐见的节目。比如《兄妹开荒》《白毛女》《黄河大合唱》等。那段激动人心的岁月哟,现在一想起来,还是热血沸腾!

  扮演江姐,坚定了我永远跟党走的决心 

  我的银幕生涯,是从1948年拍摄故事片《白衣战士》开始的。那是我第一次面对摄影机,也是第一次担任女主角—— 一位战火硝烟中的医疗队女护士的形象。

  新中国诞生后,我又主演了故事片《翠岗红旗》,获文化部颁发的优秀故事影片二等奖。据说这部电影毛主席看了三遍,多次说:“我们千万不要忘了老苏区的人民。”

  1961年,我主演的《革命家庭》公映了。这部影片取材于陶承的自传《我的一家》,为了演好这位革命的老妈妈,我反复研读这本书,并与作者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从各个角度了解她的内心世界,最后成功地塑造了这位女革命家的英雄形象。当时,全国观众反响特别强烈。周总理在香山接见电影工作者时,握着我的手说:“你演了一个好妈妈。”我也因为创作这部电影被评为新中国“22大电影明星”之一。

   

  电影《烈火中永生》剧照 

  1961年冬天,我在因病住院期间,读了《中国青年报》上连载的小说《红岩》,被江姐的故事深深打动,“这才是真正的共产党人,我在延安见过好多这样的人”,那些天我常常这样感叹。我还激动地把江姐的故事讲给病友们听,在那些日子里,江姐的影子在我的脑海里反复出现。

  我是急性子,一出院就托人拿到了这部书的完整稿,一口气读完了。

  有一天,老朋友欧阳红缨打电话说:“我读了一本名叫《红岩》的书,这书太好啦,我想与你合作拍成电影。”我笑了,说:“好哇,我也有这个想法。”放下电话,我忽然觉得江姐正向我走过来。

  事情就是这么巧,没过多久,北京电影制片厂领导让我和导演水华将《红岩》改成电影剧本。

  转眼到了1962年春天,我和水华等人一起到北戴河、重庆、成都、贵州等地采访,与《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刘德彬作了重点交谈,他们是从“渣滓洞”和“白公馆”死里逃生的共产党人。

  回到北京后,我整理出20多万字的采访笔记。1963年夏天,剧本的第三稿写好了,可是,大家还是觉得剧本不够成熟。实在想不出好办法,我和水华去广东求助大剧作家夏衍。一个星期以后,夏衍就把剧本的第四稿拿出来了。电影正式开拍时,我被确定饰演江姐。

  我开始了细致的案头工作,从大量素材中找出了江姐的个性:冷静沉着,随时准备牺牲,但并非毫无牵挂,并非铁石心肠——这就是真实江姐的性格特征。

  于是,我推上银幕的江姐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温柔女性,她穿浅灰色大衣、脚穿高跟鞋、神情沉着、气质非凡。当她被敌人从牢房里押出去,那一句平静而深情的台词:“同志们,永别啦……”让人确信那就是江姐讲的。

  最令人难忘的场面是江姐和许云峰共赴刑场,两位老战友以坚定的目光与同志们告别,而后相互搀扶着,步伐沉稳而从容,一步一步走向刑场。背面是高山与松柏,庄严的《国际歌》旋律响起,高天之上,白云舒卷……我自己很满意这场戏。

  影片上映后轰动全国,广大观众纷纷给我写信,向我表达敬意。直到今天,我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被人认为是江姐。

  正是江姐坚定的信念,让我挺过了灾难和病痛。在“文革”中,因扮演江姐我被打成了“反革命分子”,下放到大兴县北影厂五七干校改造。在一次修房子的劳动中,我头一晕,从房顶摔了下来,摔成“脑挫伤”、“腰椎滑脱”,右脸也摔歪了,我担心以后再也不能当演员了。

  而就在这时,更残酷的打击接踵而至。1974年8月27日,爱人田方因患肝癌离我而去。我和他在延安相识相爱,他曾担任北京电影制片厂首任厂长,因在电影《英雄儿女》中饰演坚毅温厚的王政委而为观众所喜爱。是江姐让我在悲痛中站立起来,毅然走进电影《侦察兵》剧组,成功地扮演了一位革命母亲。

  然而,灾难并没有就此结束。1978年,我患了乳腺癌。九次手术后,大家都以为我从此再也不会出来工作了。又是江姐让我再度顽强地站立了起来。我对人们说:“和江姐遭受的酷刑相比,我这点事算不得什么。”

  挺不住时,是党给我信念和力量 

  1981年,已经60岁的我受命组建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并担任首任厂长。

  滴水成冰的严寒,简陋艰苦的工棚办公室,大难不死的病残之身……太难了,真的是太难了!

  挺不住的时候,我想着党交给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1983年冬天的一天早上,我关办公室门时,右手被夹断了一节指头,医生让我做手术,休息一个月。我担心影响建厂进度,索性扔掉了断指,缝好伤口,就继续工作了。

  经过20年的苦苦奋斗,中国儿童电影制片厂终于成形了、壮大了,并且卓有建树。建厂以来,生产了数十部深受孩子和家长喜爱的影片。其中《四个小伙伴》获1982年意大利第12届季福尼国际儿童和青年电影节最佳荣誉奖和共和国总统银质奖章;《五虎将》在伊朗第17届德黑兰国际科技片电影节上获金像奖;《鸽子迷的奇遇》获1987年印度第5届国际儿童电影节最高金像奖;《少年彭德怀》获葡萄牙第15届菲格腊达福茨国际电影节儿童片奖。1991年,由王好为执导的《哦,香雪》在西柏林国际电影节上,获国际儿童青年中心艺术大奖,这是我国儿童片迄今为止在国际获得的最高奖。

  80岁时,我终于离休了。但自己是个党员,还要继续为党和人民做贡献。2002年,我为儿童电影《25个孩子和一个爹》友情出演;2008年,在儿童题材电影《寻找成龙》中出镜;我还带领大家创办了中国国际儿童电影节,为少年儿童认识世界打开了新的窗口。

  今年,我已98岁了,行动有些不便,但我依然热切地关注着中国电影事业的发展,热切地期盼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实现。

 

来源:《党建》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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