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山作家的创作探索
　　□李朝杰
　　以唐山作家为主体的文学创作，最早开启了“地震文学”的先声。他们为此投入了相当的才华和激情，体现了作家肩负的责任。地震题材成为唐山作家心之所系绝非偶然。当年惨烈的景象至今仍清晰停留在唐山人的记忆中，经过一再的反思体验，感受愈加深刻。大创痛所激发的生命体验和忧患意识，经过作家不辍的笔耕，已经开拓上升至对民族精神伟力的歌颂。这使得唐山的“地震文学”能够繁荣不衰，并呈现出体裁多样化的特点。举凡诗歌、报告文学、小说均有代表作品，可谓众体皆备。
　　诗歌是最适宜抒情的载体。珂宁的长诗《这一条断裂带》探求了唐山人在大地震中所形成的患难与共、勇往直前的抗震精神，表现了唐山人超越死亡、战胜灾难的壮举。徐国强诗集《悲壮——— 唐山大地震三十年歌吟》集结了作者从1984年到2002年间的诗歌作品，表现了这一灾难对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的震撼。诗作按照时间顺序加以串联，一幕幕静态的场景，甚至将生活中种种易被忽视的细节也纳入其中，既有仁者的关怀又具备厚重之感，足以形成动态的全景图画，恰与唐山恢复和振兴的历程相映照。张学梦组诗《1976·蓝色的纪念》将多侧面、多角度的镜头拼接在一起，深刻表现了生命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报告文学不唯展现灾难发生时的惨烈，还能够在后期持续跟进，起到弥合内心创痛的作用。《唐山大地震百人亲历记》、《唐山地震孤儿今日》等作品强调真实再现，文学意味虽不浓厚，但是具有珍贵的史料价值。刘晓滨的长篇报告文学《唐山，唐山！》被誉为一部全景式的反映唐山大地震的报告文学，揭示出这样一个道理：大地震未能摧毁人的意志，反倒建构起唐山人的“抗震精神”。李润平长篇报告文学《四天四夜———唐山大地震之九死一生》将人性置于生与死的临界点上加以体察，不但写出了生命的本真，还以悲天悯人的情怀，表现了“珍爱生命、热爱生活、讴歌人性”的主题。张庆洲长篇报告文学《唐山警世录：七·二八大地震漏报始末》深入调查分析了当时地震监测、预报情况，藉此深刻地反思还原历史，发出了“生命的尊严高于一切”的呼告。关仁山的长篇报告文学《感天动地——— 从唐山到汶川》，表现了汶川地震发生后，唐山人民感同身受，积极参与救灾的爱心和义举。此外较有代表性的报告文学还有钱刚的《唐山大地震》，王立新的《地震与人——— 唐山震后心态录》等。
　　灾难是一块试金石，人性经历烛照，即便隐微之处也无法藏匿。小说这种文学体裁便成为这种审美观照的恰当载体。这方面唐山作家同样取得丰硕成果，长篇小说有晓洲的《震城》、董天柚的《凤凰城》、刘晓滨的《等待地震》、王离湘的《废墟狼嚎》等，中篇小说有何玉湖的《震荡后的震荡》、刘宝池的《灾难人生》；短篇小说有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等。单学鹏的长篇纪实小说《劫难》根据作者的亲历，描写了唐山人民自救与重建的壮举，刻画了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示了特殊环境下人们的心路历程，具有警示意义。关仁山、王家惠的长篇小说《唐山绝恋》以宏观视角展示了人性的美与丑，表现了人类大爱能够弥合灾难创伤的主题。这两部著作都表现了生命的坚强与脆弱和人性的复杂，在同类作品中较为出色。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较有影响的作品，如刘三伶的广播剧本《三个人的月亮》、《唐山孤儿的故事》、《天堂之梦》，被誉为反映唐山地震生活的“三部曲”。散文的代表作有李永文的《吊兰飞翠》，李志强、张庆洲的《地震往事》等等。
　　诚然，灾难文学因为题材的限定和潜在的、模式化的写作理念，往往使创作受到一种预设的制约而难以超越，极易落入窠臼。即便那些看起来比较成功的作品，在话语模式、表达方法、情绪体验和思想境界诸方面也无法摆脱同一性和模式化特征。但是以关仁山等人为代表的唐山作家至今还在不断开掘“地震文学”的新境界，他们的实践无疑是走在最前的。
　　人在大灾大难面前往往会临时陷入震惊失语的状态，需要时间加以平复，痛彻之后才能清醒，期间亦经历一番对苦涩的反复咀嚼，才能用平和的心态加以反思，用审美的眼光加以观照。从这个角度讲，唐山作家的“地震文学”创作已经历经沉淀，渐趋理性和成熟，理应成为“地震文学”的合理参照。灾难只是个契机，地域性的灾难，却能够引发具有全人类意义的抗灾精神。然而，仅有惊险的死里逃生、大爱无疆的展示还是不够的。悼念亡灵、激励生者的表达也还只是浅层次的。如何突破“地震文学”固有模式带来的局限，这的确是个难题。当然，难题并非无法解决。不妨尝试如下思路：
　　首先，涉及话语体系的重新构建，除了抒发悲天悯人的情怀、歌颂英雄主义和集体主义等内容之外，还应该积极拓展新的意义空间。创作主体需要从情绪化的体验中超拔出来，不再以流滑平易的文字进行无奈无力的呼告或单纯空洞的讴歌。当人们不再恐惧死亡，生命意识就会更加凸显，并最终导向终极关怀。其次，文学创作亦秉承独立自由之精神，避免外界宣传因素的盲目叠加，使之成为单纯的“传声筒”，淹没了审美意义。即使就唐山地震来说，也不难发现这样一个规律：作品多是在地震十周年、二十周年乃至三十周年之际出版或发表，人为的操作痕迹明显，带有一定的应景色彩。文学创作应秉承不懈的追求，由单纯的政治、社会层面向更高的哲学、美学层面过渡，逐步摆脱功利性，寻求审美的终极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