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于元封元年（前110年）派兵平叛，灭闽越国，拆除冶城，将居民迁往中原。宋《三山志》载：晋太康三年（282年），既诏治郡，命严高治故城，招抚昔民子孙。高顾视险隘，不足以聚众，将移白田渡，嫌非南向，乃图咨以郭璞。璞指其小山阜，曰：“是宜城，后五百年大盛。”于是迁焉（子城）。自晋迄六朝皆仍之。

　　郭璞《迁城记》道：“桑田为海，人事更改。六旬甲子，当有其害。更着重衣，周回重载。郑国归朝，重关为待。鸟出木空，千载不昧。前有双眉，重施粉黛。溪涧水来，尽归于海。主揖其客，客住主在。稳首东日，高山镇寨。木自添金，因城右兑。但见蛇影，莫知坐亥。事过方知，知而未会。龙山高山，光照其代。巧妇能裁，得令人爱。若解修心，得其终倍。市笼放火，聚集磊磊。有一老翁，手持竹筒。重添新宰，在言不在。铭曰：泰康之载，迁插瓯基。四邑牢城，层峦三径。洪许南流，瑞龙地应。其主螺女，现对花峰。千载不杂，世代兴隆。诸邦万古，繁盛仁风。其城形状，如鸾如凤，势气盘拏，遇兵不饥，遇荒不掠，逢灾不染。其甲子满，废而复兴。”

　　严高筑城取土而成的城郊东北和西北的洼地，筑成东湖和西湖。山上溪水汇集两湖中，既防涝又防旱。两湖以五凤山的续脉龙腰山为界，调节气候。福州城山清水秀，物产丰饶。

　　永平至永嘉年间 （291—312）“八王之乱”，中原士族和民众南逃避难，首次大批入闽，“衣冠南渡”。史载“自永嘉不竟，中原板荡，江左衣冠右族林、陈、黄、郑、詹、邱、何、胡八姓迁入闽中”。

　　唐天宝十四年 （755年），爆发安史之乱，“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第二次的北方人南迁，给福州的发展提供了契机。

　　唐中和年间（约882年）经济繁荣，人口大增，福建观察使郑镒再在东南隅进行拓修，设6个城门，城门外均有护城河。在乌石山西麓凿南湖，后引西湖水流入南湖，灌溉城西南田地。

　　唐光启元年（885年），河南光州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随王绪农民军入闽，中原人士南下归属，并就地娶闽越族遗民女子为妻，人口迅速繁衍，又一次实现大规模的民族融合。据《闽县乡土志》载：“及唐季王氏来闽，随之者有36姓。”

　　唐天复元年（901年），威武军节度使王审知筑罗城，故罗城又名“威武军城”，把子城围成内城。罗城以大航桥河为分界，政治中心与贵族居城北，平民居住区及商业经济区居城南。形成“三坊七巷”的布局雏形。

　　五代后梁开平元年（907年），王审知的南北夹城建成后和罗城连成一起，把屏山、乌山、于山3个制高点都围在城中，提高了福州的防御能力。当时还建筑了7座佛塔，现仅存其中的定光塔（白塔）和坚牢塔（乌塔）。王审知还创办了鼓山白云峰涌泉院（明永乐年间改名涌泉寺）。

　　北宋靖康元年（1126年），金兵大举南侵，北方人口纷纷南迁，形成福州历史上第四次移民高潮。

　　明洪武四年（1371年），朱元璋命驸马都尉王恭修建福州旧城。先在屏山巅修“样楼”。从楼中可望大海，又名镇海楼。

　　明代学者王世懋在《闽部疏》中写道：“天下形势，易辨者莫如福州府，诸山罗抱，龙从西稍衍处过行省，小山坐其中，乌石、九仙二山东西峙作双阙。其外托东山高大，蔽亏日月，大海在其外，是谓鼓山。西山迤逦稍卑，状若展旗，曰旗山，以配鼓。其前则印山若屏，似人巧凑泊而成者，然犹未睹水所经宿也。登道山以望，则大小二水，历历在目。大江从西南蛇行方山下，南台江稍近城而行。大江复从南稍折而东北，南台江水合之，汪洋弥漫，东下长乐入海，其山川明秀如此。”

　　明《闽都记》道：“三峰峙于域中，三绝标于户外。甘果方几，莲花现瑞。襟江带湖，东南并海。二潮吞吐，百河灌溢。山川灵秀所都耶。逢兵不乱，逢饥不荒。沙合路通河口，海滨邹鲁，而自古记之。”自闽越王无诸建都城于福州，一直是福建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

　　从地理上看，福州城地势较低，降雨集中在6月至9月，容易引发洪涝灾害。夏日四周环山散热较慢。自宋代以来，提倡在城内植榕，榕树根深叶茂，既保持水土，又遮阴蔽日，称榕城。

　　福州山脉走向似龙从西北向东南延伸，龙腰分隔东、西两水。相传王审知想凿通龙腰，使东西两水汇合，白天开凿晚上即复合，从此再无人开凿。

　　东山似鼓，西山似旗，鼓在旗之前，奇特的地理说明福州确是吉祥福地。南宋以来，福州曾两度成为偏安小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