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州人、开国中将郭化若（1904~1995），曾经参加了长征，留下了许多故事。

　　毛主席为他奔走

　　从1931年夏天开始，有毛泽东“军师之称”的郭化若多次被王明路线执行者迫害打击。6月，他被撤销红一方面军代总参谋长职务；11月，被赶出红一方面军总部。1932年5月,他被贬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红军大学前身）教员，7月被开除党籍。其理由是：第一，他和被处决的“托派”分子、红三军团四师师长丁匿才有来往；第二，有“托派”分子招供他是“托派”；第三，王明怀疑他是“混进党内的投机者”。

　　郭化若被开除党籍后，还被秘密监视起来。担任这个任务的是红军大学俱乐部主任、其女友危拱之。危拱之接受了任务后，十分认真。她要对郭化若负责，为了搞清郭化若的表现，他还登门拜访过毛泽东。毛泽东告诉她，郭化若到红军三年，一直在他身边工作，掌握着他的机密及红军的作战计划，从没有发生泄密事件，郭化若对毛泽东及总部十分忠诚，完全不像有些人说的是反革命。危拱之又找到朱德。朱德给了她同样的回答：“郭化若对党一心一意，我们不能因他与什么人来往而伤害他。”朱德分析，因郭化若是个人才，可能是有人妒忌而陷害于他。危拱之心里有数了，她相信郭化若。在“组织”面前，她实事求是，结果因此事而戴上包庇郭化若的帽子，不久也被开除党籍。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为了保存和储备干部，军委决定组织一个直属干部团随军行动。这个团由红军大学、彭杨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合并而成，近2000名成员大多是有战斗经验的连排级基层军官。团内还有一些编余和未分配工作的高干，如肖劲光、宋时轮、郭化若等；另外有一批需要重点保护的知识分子，如教育家徐特立、红军中唯一有教授职称的成仿吾等也随团行动。这个特殊的干部团由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

　　红军大学有个别领导有宗派主义思想，也想把郭化若留下，刚从日本回国的红军大学军事训练部部长钟伟剑为他说了话，说他是黄埔四期毕业的，又有多年实战经验，懂军事，是个人才。拟定长征名单时，郭化若最终“榜上有名”。1935年2月，钟伟剑任红三军团第十团参谋长，参与指挥全团二渡赤水河。不久后，在重占遵义的激烈战斗中牺牲。对此，郭化若十分悲痛。

　　其实，除了钟伟剑，毛泽东也为他参加长征而奔走。在定名单时，毛泽东担心瞿秋白和郭化若被留下来。为此，他找到中央“三人团”成员之一的周恩来，请其设法将这两人带走。

　　毛泽东考虑到周恩来公务繁忙，可能忘记所托之事。于是，他亲自跑到红军大学，对负责人陈赓说：“郭化若是难得的军事人才，他对战役战术很有研究，让他跟大部队行动，一是可以保护人才，二是在转移途中还可以发挥他的才干。”

　　陈赓告诉毛泽东说：“中央已有命令，红军大学和其他几所学校合编为干部团，我是团长，宋任穷是政委，我们俩已研究过了，决定郭化若随部队行动，你就放心吧。”毛泽东松了一口气，突然问：“有人说他是‘托派’，你相信吗？”陈赓脱口说：“他是不是‘托派’，要由组织上来确定，但是，我一直没把他当成‘有问题的人’看待，我很信任他，合编时我提议郭化若为团部作战参谋，宋任穷没有异议。”“太好了，我要谢谢你和宋任穷。”毛泽东握了握陈赓的手，“拜托你多多关照他了。”

　　当郭化若得知毛泽东为他的去留奔波，内心十分感动。带脚伤长征

　　10月18日，郭化若随干部团离开瑞金县九堡村，踏上了长征的漫漫征途。干部团编有一营（营长李荣，军事营，战士均为连排级军官）、二营（营长黄彦彬，军事营，战士均为连排级军官）、三营（营长林月英，政治营，战士均为营连级军官）、四营（营长韦国清，特科营，战士均为炮兵、机枪、工兵军官）、上级干部队（队长肖劲光，政治科长周士第，学员都是师团营级军官）。郭化若编在团部任作战参谋，每到一地号房子、找向导、写宿营报告，都是郭化若的事。陈赓说，“你是一个方面军的代参谋长，被分配来做团参谋，委屈你了。”但郭化若知道，这还是陈赓同志对他的信任，对自己的器重。他这样一个被开除党籍的人，当时是没人管的。干部团的不少人自身难保，几乎无人愿意接近他。

　　出发前，部队发放服装就把他落下了。郭化若问陈赓能领衣服吗？陈赓同志说当然应该领，他亲自去帮郭化若跑了一趟，但发放完了，没有了。郭化若连一双布鞋都没有，后来请人做了一双黄麻草鞋。郭化若的脚后跟又溃疡了，走第一天，脚后跟就磨破了，以后化脓，流血水，每迈一步都疼得钻心。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头上有敌机轰炸，地上有国民党的追兵，只能跟上队伍，拼命往前走，停顿是没有出路的。郭化若忍受多大的痛苦也无处诉说，当时大家都在困难中，整个中国革命也处于困难中。

　　郭化若咬紧牙关跛行4000公里，到达了遵义，休整了几天才治愈。有人说“长征全靠两条腿”，郭化若的腿也靠不了，只能是“长征全靠一片心”。黎平立功

　　长征初期，执行王明“左”的路线的党中央，对郭化若这样的人是不信任的。像郭化若、肖劲光、宋时轮等人的行动起初都被保卫局的人秘密监视。

　　记得一天下午，快到贵州黎平时，部队在行进中受阻，敌人在一个小山头上用轻重机枪扫射。陈赓命令一名参谋带一个营去把敌人轰走，但失败了。他站在一个高坡上和政委宋任穷说：“要派一个最可靠的人去。”他的眼光一直望着郭化若，但郭化若未露声色。陈赓又说：“哪个去？”大家都没有回答。郭化若就问：“我去行不行？”他马上回答：“那当然可以。”郭化若便带着那个营再去，那个参谋也去了。那个参谋走在前面，敌人枪响后，郭化若叫他卧倒，但其仍前进，结果一发子弹将其左腿打穿了一个窟窿，只好叫人背下去。

　　郭化若指挥大家利用地形隐蔽自己，并指定一个分队向敌侧后迂回，前后夹攻，没有怎么打枪，大家呐喊一阵，到黄昏时，敌人就退回去了。郭化若等人也不去追，撤回来继续赶路。

　　这一仗之后，据说没有派人继续监视郭化若了。其实开始时，王明路线执行者对陈赓也是不信任的，因他曾被捕，后经宋庆龄等营救出狱，跑回了苏区。但博古等人对这段历史有怀疑，派人去查询，过了遵义，问题查清了，他才受到信任。此事陈赓同志专门告诉过郭化若。大渡河遇险

　　红军过了少数民族区，赶路到大渡河边的安顺场，只得到两艘小渡船（能容四五人），当时流速太大，惊涛骇浪盖船而过，显然无法渡过全军。毛泽东同中央其他领导同志都到河边观察，决定除红一军团一个师和干部团仍在此赶渡外，其余全部沿河向泸定桥急进。两岸部队昼夜不停，夹河跑步，一昼夜走120公里，抢夺了泸定桥。

　　干部团是5月24日从安顺场渡河的，郭化若和干部团训练科科长陈明（陈若星）最后渡河。此处河宽300多米，水流湍急，两岸悬崖峭壁，高耸入云。郭化若和陈明上船后，渡口空寂无人。渡河很危险，他们前面一艘装满物资和骡马的船，在河中心由于骡马乱动而触礁沉没了。郭化若等人的船行驶到河心，被浪抛上跌下，船身倾斜成45度，大浪盖过来，人就得从水下钻上来，从头到脚被水浇一遍。过了河，陈明风趣地说：“身上的虱子都抖干净了。”代毛主席送信

　　1935年9月10日，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和部分红一方面军决定离开主张南下的张国焘北上，但遇到李特（红四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等人阻拦。

　　郭化若走在队伍最后面，毛泽东招呼郭化若过去，从袋子里拿出一封信来说：“化若同志，你在这里等下（因为前面有岔道），红四方面军工兵营的营长来了，就交给他。”郭化若知道这是张国焘在搞分裂，革命又遇到了风险，在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分道扬镳的时候，毛泽东同志将这封信交给郭化若转交，这是对他的信任。郭化若说坚决完成任务。

　　原红四方面军的一些同志顺原路南下，大家脸上表情很简单，默默不语地走着。不久后，见一些扛着大斧、铁锹的队伍走过来，郭化若一打听果然是工兵营，很快找到营长。郭化若把信拿出来，营长听说是毛主席叫转交给他的，立正用双手捧了过去。后来郭化若才知道，这是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