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振岱（1867—1952），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举人，三次进京会试，均落榜。

他曾写下一副训子联，也当作自己一生的信条：“定无后悔惟勤学，各有前因莫羡人。”

我是一棵树，不懂什么叫“后悔”。但我看见他每天天亮就坐在那副联下面读书写字，从少年写到白头。灯油添了一盏又一盏，墨磨了一砚又一砚。

何振岱抚琴照

他师从名儒谢章铤。谢章铤十分看重这个学生，曾对他推心置腹地说：

“观汝冷寒趣，差与吾同，循分读书，无须外慕。”

谢章铤去世后，每年到了先生的生辰，他都会祭拜。有一年他在北京，回不来，写了一首诗寄回来，中间有两句：“壮年受深诲，蹉跎忽暮齿。受恩岂一端，欲报海无底。”

这巷子对面住着陈衍，相距仅十余米。

陈衍是“同光体”闽派的领袖，何振岱是这派最后一位大诗人。陈衍称赞其诗“语能自造而出以自然，无艰涩之态”。

但二人晚年间生出隔阂，就此断了来往。何振岱把和陈衍唱和的诗作删除，文集也不再提及陈衍。

我是一棵树，不能替他们说话。但我知道，巷子从此清冷了不少。

1932年，郑孝胥参与伪满洲国政权并任职。何振岱与变节事敌的郑孝胥等人绝交。他把郑孝胥写给他的所有书信、唱和诗稿全翻出来，一件不留，全烧了。

后来抗战，福州沦陷，日军托人聘他做“顾问”。何振岱坚辞不受。

抗战胜利后，他因保持民族气节受到国民政府褒奖时，名列榜首，但他婉言谢绝。

新中国成立后，曾邀他担任福建文史研究馆馆长，他婉言推辞，后来只接受了名誉馆长的虚衔。

我一棵老梅树看着他这一辈子，守过的穷、遭过的罪、推掉的钱、回绝的官，多到数不清。但他从没在气节上松过口。

何振岱晚年收了一群女弟子。著名者有“福州八才女”。她们每隔一阵就来大光里这座院子，围坐在小花厅里拈题分韵，琴声、诗声、笑声飘到我这边来。

那是这座老宅最鲜活的岁月。

民国三十七年（1948年）夏，榕城发生百年不遇特大洪灾。何振岱被困在家里出不去。弟子王真雇了船划过来，把他接去自己家里避灾。

1949年8月15日晚，吴石来了。

吴石（1894—1950），是何振岱的学生。1922年至1924年间，吴石拜何振岱为师学习诗词国学。何振岱为其诗作序赞曰：“余览君诗，骨清而语洁，览物写景，皆有会心，而跃马横戈，悲歌慷慨，尤不胜其故国河山之感。”

那天夜里，吴石步行来到大光里21号。是何振岱的孙女何永箐开的门。吴石说，福建绥靖公署已经解散，他已调任国防部参谋次长，要去台湾了。他告诉何振岱：“明天时局会变，但不要紧，守在家里就好，我还会回来看老师。”

何振岱已经八十二岁了，坐在花厅里听他说完，没有多问，只点了头。

吴石起身告辞，走到院门口又回头，说了句：“以后还会回来看您。”

何振岱站在厅堂门口目送他。我站在天井里，看见吴石的背影消失在巷子尽头。

那是他们师徒最后一次见面。

1950年6月10日，吴石在台北马场町刑场英勇就义。何家上下瞒着老人。何振岱直到1952年去世，都不知道他最疼爱的学生已经为国捐躯了。

南京期间，何振岱与弟子合影，前排左一何振岱、左二郑岚屏，左四何咏阁，后排左一高蓚堪（即高赞鼎）、左二何知平（何振岱二子）、左五吴虞薰（即吴石）、左七何敦诚（何振岱四子）、左八黄曾樾（来源《福州晚报》）

相传我的东边还有一株红梅。何振岱的妻子郑岚屏去世时，红梅枯死；何振岱去世时，白梅亦枯死。

红梅枯的时候，何振岱没说一句话。他只是每天去枯枝底下坐一会儿，坐着坐着天就黑了。

他走的那年，1952年，白梅也枯了。

如今这座院子还在。厅堂还在，天井还在，梅墩还在。那口井还在，井栏上被绳磨出的深痕，还能看出来。

我不在了。天井旁如今长着的是一丛绿竹。风一吹，竹叶沙沙响，像在替我们这些老树说话。

但我见过的一切都还在——他少年苦读的灯，中年与陈衍并立论诗的身影，焚信拒聘的决绝，一群女弟子围坐弹琴的笑声，还有吴石那一夜转身消失在巷口的背影。

这些都没有消散。它们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等在这里。

绿竹会替我守着。等来人推开门，风一吹，沙沙响，像在说——还记得吗？这里曾经有一棵梅树，和一个叫梅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