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振玉

　　众所周知，陶瓷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伟大创造，是华夏优秀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世界物质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陶瓷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宗商品，千余年来，源源不断地输往国外，在中外商贸史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中国走向世界的桥梁和媒介，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重要的贡献。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海洋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得天独厚的海洋优势，蕴育出天然的福州古港，福州港不仅承担着来自福州本地区窑场生产的陶瓷出口商贸任务，而且也承担着来自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以及福建省内德化窑、建窑等地生产的陶瓷外销的转运任务，因此，福州港不仅是“海上丝绸之路”直接的对外贸易港，同时也是“海上丝绸之路”主要的转运港。被誉为“华夏文明缩影”的陶瓷，通过福州港的“海上丝绸之路”航线，跨越海洋，走向世界。 

　　一、丰富的陶瓷资源，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日本学者三上次男在研究陶瓷外销时，认为“海上丝绸之路”应该被称为“海上陶瓷之路”。①陶瓷不仅是中国古代主要的出口商品，是古代商人谋取巨额利润的一种商品，而且还是远洋航船的理想压舱物，所以根据目前水下沉船考古所出水的器物看，只要发现来往于中国航线的沉船，一般都会发现大量的中国古代瓷器。有着7000多年人类文明史和2200多年建城史的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埋藏在地下的文物丰富，散落在榕城大地上的古窑址可谓是星罗棋布：有闽清的义窑，连江的浦口窑，福清的东张窑，福州郊区的怀安窑，北峰的宦溪窑等等，这些窑场所烧造的陶瓷，远销海外，使之成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陶瓷生产基地和陶瓷供货地。 

　　福州怀安窑。位于福州市晋安区洪塘乡淮安村。烧制年代为南朝至五代时期。1953年修建防洪堤时发现，1982年7月考古发掘。窑址占地面积8万多平方米，共出土遗物15784件，主要的器物品种有青釉双系盘口壶、双系罐、四系罐、卷唇盒、双系带鋬短流柱子、敛口钵、高足盘、高足杯、碗、盘、盅、缸、茶盏、茶托等。还有一部分饰釉下褐彩、酱釉器。该窑址出土的器物与日本著名的博多遗址出土的青瓷器，进行对比研究，“确定其中大部分为唐、五代福州的怀安窑产品。”② 

　　闽清义窑。位于闽清县东桥镇西南。烧制年代为宋、元时期。1958年11月福建省文物管理委员在闽清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窑址范围自义由村至安仁村一带，绵延十几个山头，面积达53300多平方米。主要烧制瓷器有青白釉瓷碗、洗碟盅、盒、罐、炉、壶等瓷器皿，也有少量黑釉瓷器，还有少量捏制的黑釉或青白釉的小狮、小狗、猪头等动物造型器物。根据窑址暴露的面积，以及其散落在山坡上的瓷片和堆积层厚度，可想而知该窑当时烧制之兴旺，是宋、元时期福州地区烧制青白瓷的大窑址。该窑场烧制的瓷器在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及西沙群岛华光礁、北礁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中均有出水。 

　　福清东张窑。位于福清市东张镇石坑村厝后山。烧制的年代为宋、元时期，1956年1月因修建东张水库而发现。窑址范围约2万平方米。主要烧制青瓷和乌金瓷为主。主要器物品种有各式的碗、盏、碟、盘等，该窑址为南宋福建四大瓷窑之一（同安、泉州、福清、连江），3该窑场烧制的瓷器在福建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中有出水。 

　　连江浦口窑。位于连江县浦口镇周围的山丘上。烧制的年代为南宋至元末时期。1954年发现。窑址范围约1万平方米。主要烧制的器物以青瓷为最多，还有青瓷及少量黑釉器，器形有碗、盘、碟、钵、洗、罐、瓶、炉、执壶、香薰、器盖等。该窑场烧制的器物目前已在福建沿海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莆田湄洲湾沉船遗址，以及日本冲绳等地均有发现。 

　　以上所列举的这四处窑址，只是代表福州地区从南朝至元代时期最为代表性的窑址，而与这四处窑场同时烧制的窑场仍不乏有之，如位于福州晋安区北峰宦溪乡的宦溪窑址（宋、元）；位于福州南台岛的洪塘陶窑（宋）；位于福州市马尾区亭江镇长柄村的长柄窑址（宋代）；位于闽侯县南屿镇窗夏村的碗窑山窑址（宋代）；位于闽侯县鸿尾乡桥头村横历自然村的横历窑址（宋）；位于连江县敖江镇魁岐村的魁岐窑址（宋）；位于连江县长龙镇真茹村的真茹窑址（宋、元）；位于罗源县松山镇八井村的碗窑里村窑址（宋）；位于闽清县东桥镇的青窑、湖里窑、安仁溪窑（宋、元）等等，不胜枚举。从这些调查和考古发掘的资料显示，宋、元时期福州地区能出现如此兴旺的窑业，这与唐、五代时王审知轻徭薄赋，开辟甘棠港，发展对外贸易打下良好基础有关，同时由于南宋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给福州带来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会。与此同时，南宋时由于泉州港的兴起，也带动了福州对外贸易的发展，而陶瓷在当时对外贸易中占有很大的比重，海内外需求量很大，刺激了福州地区瓷业的兴盛。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辟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 

　　二、备受海外青睐的福州陶瓷，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保障。 

　　大家都知道，在英语单词中，陶瓷与中国都是拼成“china”，可想而知，外国人对中国陶瓷钟情的程度。无论是平民百姓还是贵族阶层，无论是日常用品还是把玩收藏，他们都把拥有陶瓷当成一种荣幸。1575年，托斯卡纳大公弗兰西斯科·马丽西·德·美第奇出资，在佛仛萨的鲍勃利公园建窑，仿制中国瓷器。直至1709年德国人伯特格尔制造出欧洲第一个瓷器，欧洲人试制瓷器足足花了100多年，足见瓷器在他们心目中的魅力和地位。而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州，陶土资源丰富，历史上虽然没有出现过赫赫有名的御窑厂，但福州地区窑厂所烧制出来的各种精美瓷器，与中国其他地方窑厂所烧造瓷器一起远销海外各国，同样受世界各国陶瓷友人的喜爱和青睐，以福州怀安窑为例：根据考古发掘资料，福州怀安窑的烧制时间为南朝绵延至唐五代，前后持续五百多年，且日用品瓷中仅器盖的形制就多达174种，足见其规模之大，产量之高，销售量之大。这一时期的福州城，是怀安窑陶瓷器的主要集散地和消费地，为怀安陶瓷开辟了海外市场。在日本国传世品中，有一种被称为“茶入”的薄胎酱釉茶叶罐，产自福州洪塘窑，其在日本茶道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堪称为茶道的鼻祖器物，这就更直接证实了福州作为对外贸易港口与日本之间的密切联系。而在“斗茶”历史上享有盛誉的福建建窑生产的黑釉盏，在日本被称为“天目”瓷碗，福清东张窑在宋代一直在烧制着仿建窑黑釉盏。根据日本陶瓷专家小山富士统计，日本国博物馆、美术馆、寺院及民间所拥有的天目茶碗，数量之繁多，器物之精美是世界上任何国家所无法比拟的，因此他自豪的宣称：日本是世界上收藏天目茶碗的宝库。在这众多的天目茶碗中，建窑及其窑系的作品占据了显著的地位，除了佛教僧人的携带以外，批量的输入日本，是通过福州海上贸易输出的。④瓷器烧制者利用福州便利的交通条件，烧制质量好的仿建窑黑釉盏，销售到日本等海外市场，一是补充陶瓷市场的资源不足，满足收藏爱好者需要，另一方面也能使陶瓷烧制商获取相应的利润。根据近些年的考古发掘资料看，与东张窑同时期的闽侯、连江、宦溪等窑厂，也在烧制仿建窑的黑釉盏。这些分布在福州地区的各窑厂，所生产出来的瓷器，无论是仿龙泉窑的青瓷，还是仿建窑的黑釉盏，或者是自己设计烧制的日常用品，在国外陶瓷市场上也同样备受消费者和收藏者的青睐，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三、从陆上出土、沉船出水的福州窑口瓷器看，见证了福州“海上丝绸之路”之辉煌。 

　　（一）从国外出土的福州窑口瓷器看： 

　　1977年2月，由福建省博物院和日本博多研究会联合开展的《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课题，对福州怀安窑出土的唐代瓷器与日本九州、博多地区古遗址中出土的部分疑似福州怀安窑瓷器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发现：日本著名的博多遗址出土一批被日本学术界称为，“越窑系粗制品”的中国外销青瓷器，长期以来不明其窑口与场地。经综合研究，确定其中的大部分为唐、五代福州怀安窑的产品。⑤ 

　　而产自连江浦口窑的陶瓷器，以青釉最多，同时还烧制青白瓷和少量黑釉器，所烧制的碗、盘、碟、钵、洗、罐、炉、执壶、香薰等器物造型规整，釉面均匀光润，装饰图案清晰，是一处规模大，品种较多的一处主要古窑址，所生产的陶瓷器远销海外，目前已在日本的博多遗址，冲绳等地的遗址都发现有连江浦口窑的器物。⑥ 

　　仿建窑烧制黑釉盏的福清东张窑，所烧制的黑釉盏，在福建莆田林泉院，福清少林院，泉州清净寺等宋元时期的文化堆积层中有发现，在台湾澎湖列岛及广东深圳也发现此类器物。而日本的南西旧卧列岛、博多遗址、镰仓市等古遗址也发现有仿建盏的东张窑的黑釉瓷器。据此可知，东张窑的仿建盏产品从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地区的寺院、码头、岛屿以及日本列岛、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都有发现，说明它有广泛的市场。⑦ 

　　林仁川《大陆与台湾的历史渊源》说：“福州同澎湖、台湾早有贸易往来。近年在台湾，澎湖出土了许多宋元时期的瓷器，其中有连江浦口窑的宋代印花青瓷和闽侯县油窑的印花青瓷残片，说明当时福州商人从福州港贩运瓷器到澎湖、台湾。”⑧ 

　　（二）从沉船遗址出水的福州窑口瓷器看： 

　　1、连江定海白礁一号沉船遗址。 

　　1989年以来，中外水下考古学者先后三次在连江定海湾海域开展了一系列水下考古调查勘测与发掘工作，发现了白礁一号、二号、大埕渣、龙翁屿、金沙等沉船遗址。经确认，从白礁一号沉船遗址出水的应是仿建窑兔毫盏的产品，更接近于福州地区窑址的产品，尤其与亭江长柄窑及闽侯南屿、鸿尾等窑址的黑釉盏比较相似。⑨ 

　　白礁一号沉船遗址的水下考古调查与发掘同时出水有一批青白瓷碗，可能也是周边地区窑口如闽清义窑、亭江长柄窑、福州宦溪窑等的产品。⑩ 

　　2、西沙群岛华光礁1号沉船遗址。 

　　1988年初至1999年初，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与海南省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组织在西沙群岛的华光礁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出水陶瓷器有青瓷，青白瓷，酱黑釉等，均为来自福建各地不同窑口的器物。其中青白瓷占大多数的是一类白或灰胎，釉色灰白或白里泛青，器物的口沿内外常见流釉或厚釉。多素面，装饰纹样多为刻划的卷草、花卉、篦点等，有的白釉出筋。器形有碗、盘、瓶、执壶等。此类器物多为福建闽清义窑产品。11 

　　3、南海一号沉船遗址。 

　　1998年开始至2004年，由中国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研究中心组织专业人员，对南海一号沉船进行水下考古调查，南海一号是一艘宋代木质尖底船，它的全部装载的文物约有6万件，现已出水2000多件完整瓷器，品种超过30种。采集出水一批沉船文物，大部分仍是陶瓷器，其中一类为闽清义窑和青窑产品。 

　　从以上考古出土，沉船遗址出水的福州窑口瓷器看，这些出土、出水的福州窑口的陶瓷器，基本上覆盖了福州地区绝大部分的窑厂生产的瓷器品种，充分说明福州窑厂生产的多种陶瓷器，在台湾，澎湖，日本及东南亚各国的陶瓷销售市场上占有主要的地位。而从“华光礁一号”“南海一号”出水的福州闽清义窑的青白瓷器看，印证了早在800多年前，中国商船满载着陶瓷、香料沿“海上丝绸之路”南下，不慎在西沙永乐群岛南部和南海海域触礁沉没，这证明了早在宋代我国就有这样的航行能力，也证明了中国人此时已经营西沙群岛和南海海域，可喜的是，这两艘沉船上也满载着福州先民用辛劳的汗水和智慧的双手生产出来的精美瓷器，虽然触礁沉没，没能达到目的地，但这并没有破灭福州先民要把福州陶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至世界各地的目标和梦想。 

　　四、优越的地理位置，成就了福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陶瓷贸易港。 

　　福州地处东南沿海，与台湾隔海相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沿海的重要港口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门户。早在西汉时，闽越王无诸就开辟东冶港，开展海外贸易。三国时，吴国曾在福州设典船校尉，负责造船，福州开元寺东直港，当时是船坞，并与夷洲（即台湾）、亶洲（菲律宾）有了海上交通。王审知治闽时，开辟甘棠港，此时北与渤海、新罗（今朝鲜）、南与越南、印度、东南亚各国已有贸易往来，已有“船到城添外国人”的贸易盛况，此时的福州港已与广州港、扬州港并列，成为唐及五代十国的三大贸易港。宋代，福州海外贸易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已成为“百货随潮船入市，万家沽酒户垂帘”的繁荣的港口城市。蔡襄《荔枝谱》云：“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说明这时福州已与日本、阿拉伯诸国有贸易往来。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均在福州长乐太平港停泊候风，补充给养，招添水手，后扬帆出海。近代福州成为五口通商口岸被迫对外开放。 

　　陶瓷是古代福州港口主要对外贸易的商品，在福州港对外贸易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当时福州常到诸国泊船有大食、嘉令、麻辣、新条、甘秠、三佛齐、真腊、三泊、绿洋、登流眉、西棚、罗斛、蒲甘、渤泥、阇婆、占城、目丽、木力千、胡麻巴洞、宾达浓、新洲、佛罗安、朋丰、达逻啼、达磨、波斯兰、麻逸、三屿、蒲哩噜、白蒲迩、高丽等31个国家。这些泊船，把福州以及福建省内各窑口生产的瓷器、茶叶、丝绸及土特产运往世界各国，换回香料、宝石等商品，连江定海白礁一号宋沉船遗址出水的陶瓷器中，经确认当时运往海外的瓷器绝大部分是来自福州地区的窑口，如闽清义窑、福清东张窑、连江浦口窑等。 

　　根据宋代研究海外贸易重要文献，赵汝适所著的《诸蕃志》记载，当时福建陶瓷器外销情况列表如下： 

　　可知陶瓷器种类多、销售范围广。12 

　　元代陶瓷器外销比宋代更盛，种类也更多，兹将汪大渊所著的《岛夷志略》所载陶瓷器外销情况列表如下： 

　　从表中可以看出，元代福建外销陶瓷有青瓷器、青花瓷器和陶器，以青瓷器为主。器型有碗、罐、瓶、壶、埕、瓮、罍、坛等，陶质的坛、瓮、罐、壶、埕等也大量外销，销售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四五十个。这些陶瓷器主要是福建本地的产品，也有一些名窑的产品，如浙江处州龙泉窑、江西景德镇窑、吉州窑等地瓷器也经福建大量外销。 

　　在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以至非洲的很多地方，都发现有宋元代时期福建的陶瓷器。13 

　　而元代著名旅行家马可波罗经过福州，这样描述福州当时贸易的盛况： 

　　有一条大江(即闽江)穿城而过。江面宽一点六公里，两岸簇立着庞大、漂亮的建筑物。在这些建筑物前面停泊着大批的船只，满载着商品，特别是糖。因为这里也制造大量的食糖。许多商船从印度驶达这个港口。印度商人带着各色品种的珍珠宝石，运来这里出售，获得巨大的利润。……这里各种物资供应充足，还有许多爽心悦目的园林，出产优质美味的瓜果。14而这些商船在福州港卸完运来的贸易货物后，再从福州港载回陶瓷、丝绸、茶叶、福州土特产等商品回国交易。 

　　可以看到，元代的福州城市美丽、物质丰富、经济繁荣，尤其是海外贸易事业兴盛，外国船舶多，外商的交易活动很活跃。而到了明代，福州港一跃成为海外贸易的中心，郑和七下西洋，驻泊长乐港，后扬帆出海，使福州港实现了从走向海洋到跨越海洋的飞跃，拉近了福州与世界的距离。与此同时，福州作为对琉球贸易的直航港口，实际上承担着受朝廷委托的中国对琉球贸易的任务。当时琉球来榕贸易的船只可通过闽江口，直接开到城内的柔远驿（即专门负责对琉球贸易的接待机构）。而琉球从中国携往海外诸国贸易的物品，其中绝大部分是福州生产的各种纺织工艺品，各种瓷器(大小青盘、大小青碗)。各种漆器(漆盘、漆栈)等。由于这种特定的历史环境和贸易关系，使福州港的历史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 

　　五、东南福地的控海咽喉，奠定了福州是海上丝绸之路重要陶瓷贸易转运港地位。 

　　福州地处中国东南沿海，海洋线长，海洋资源丰富，在南北海上交通中处于控喉地带。在中国“海上丝绸之路”贸易航线中，北有宁波、南京、扬州、蓬莱等港口，南有泉州、厦门、漳州、广州、北海等港口，港口地理位置重要，是联系南北各港口的枢纽港，承担着重要陶瓷外销转运任务。同时福州港港区范围大，腹地阔，包括汉代的东冶港，唐、五代甘棠港，宋代的乌猪港，明代的太平港等，形成了福州港区的港口链体系。如宋代怀安古码头除承担怀安窑陶瓷器外运外，大多闽北其他窑口烧造的陶瓷器也通过怀安窑古码头，转运出港。因为宋代，随着福州逐渐成为闽境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雄据江中、紧临福州城的怀安村成了沟通闽江流域、远达海外的重要货物集散枢纽，村头的芋原驿“舟航云集”，南下入海、北溯诸县的船只络绎不绝。15日本出土的怀安窑生产的越窑系粗制品，即由此上船扬帆远航。而1965年在福州北郊新店莲花峰南坡斗顶山出土的王审知次子王延钧之妻刘华墓，出土陶制俑38件，《唐故燕国明惠夫人彭城刘氏墓志》一方、铜钱等随葬品，其中出土的3只孔雀蓝釉瓶，经专家考证无论从造型、风格、使用孔雀蓝釉来看，确认为古波斯器物。对比在日本九州的大宰府鸿胪馆遗址SKl60等出土的孔雀蓝釉陶器碎片，可推测其器形当与福州五代刘华墓出土的孔雀蓝釉陶瓶相似，应是由福州港转口运到日本九州的产自波斯的舶来品。 

　　从近年福州地区沿海的沉船遗址调查情况来看，平潭、福清、长江、连江、罗源，这些靠海所辖的县海域均有发现沉船遗址，这些海域都是属于福州港管辖的港区周边范围，而从已出水的沉船陶瓷器看，每艘船上都转载着不同窑口的陶瓷器，有福州地区，福建省内（如德化窑，建窑等），还有周边邻省（如浙江龙泉窑和江西景德镇窑的陶瓷器等）。 

　　在经历宋、元、明、清各朝代，时间跨度长达700多年里，福州港从不间断地承担着福州本地窑口和来自江西景德镇窑，浙江龙泉窑等窑口烧制陶瓷器外销转运任务。当时转运的主要线路：闽北的青瓷窑业(如浦城一松溪等)由于多受龙泉窑的影响，“处于闽江上游，其窑业产品顺流而下至福州，出闽江口再转往泉州港外销是完全可能的。龙泉窑近在毗邻，因此不排除一部分龙泉窑瓷器也走这条便捷的运输路线的可能性”。16而景德镇的陶瓷产品主要经“赣江入鄱阳湖，由长江干流往下经明州外销出海；由铅山河口镇，穿越福建武夷山过崇安，进入闽江的上游建溪，或者由王虎打关经过光泽、邵武，进入闽江上游的富屯溪。这两条路线都是从赣东南进入闽江上游，再用船下运至福州出海(碗礁一号瓷器外销所走路线)。”17而“碗礁一号、碗礁二号、大练一号沉船遗址都在闽江口以南的海路航道上，沉船上满载龙泉窑、景德镇民窑的瓷器。福建西北部与浙江、江西接壤，龙泉窑主要产区的大窑窑区，经过很短的陆路，即可进入闽江水系的上游。因此，闽江水路有可能是一条传统的联系景德镇窑、龙泉窑和闽江流域窑址的非常重要的贸易陶瓷外销路线。”18由闽江水路转运景德镇窑、龙泉窑陶瓷，正是他们当时首选的捷径，也是一条历史悠久的传统线路。自宋元开始，经历明清而从不间断。从青白瓷到青花瓷，依托闽江水道，大量景德镇，龙泉窑的陶瓷器销往世界多国。碗礁一号等沉船应是当时繁荣的福州港转运陶瓷外销盛况的重要的历史见证。 

　　概而论之，福州“海上丝绸之路”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重要的航线之一，福州港的陶瓷外销承载着我国东南沿海古代海洋社会经济史，中外海洋交通史等研究领域众多的信息和资料。而福州海域沉船遗址出水的瓷器，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更多的实物资料。因此，我们从福州古代窑址分布，烧制陶瓷的情况，结合福州沿海沉船遗址出水陶瓷情况，并对照有关文献记载，以及沉船所要到达的海外目的地的方向和航线进行综合对比研究，为福州古代陶瓷生产、转运、外销的过程，为福州“海上丝绸之路”研究提供更多的新信息、新资料、新探索、新课题。 

　　注释： 

　　1三上次男著 李锡经等译：《陶瓷之路》，文物出版社，1984年版。 

　　2515福建省博物院 日本博多研究会：《福州怀安窑贸易陶瓷研究》，《福建文博》1999年第2期。 

　　3福州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福州市志》第七册，方志出版社，1999年8月第1版，P495。 

　　47叶文程 林忠干著：《建窑瓷鉴定与鉴赏》江西美术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P81、P７４。 

　　6栗建安：《福建古代外销瓷窑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8郑剑顺著：《福州港》，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1版 P29。 

　　9栗建安：《定海水下文物的发现及其相关问题》，《福建文博·纪念中国水下考古十年专辑》1997年第2期。 

　　10闽清县文化局、厦门大学人类学系考古专业：《闽清县义窑和青窑调查报告》，《福建文博》1993年1、2期合刊；栗建安、楼建龙：《福州宦溪窑址调查》，《东南文化·中国古陶瓷研究会1995年会专辑》1995年第3期；福州市文物考古工作队：《福州长柄窑遗址考古收获和认识》，《福建文博》2005年增刊。 

　　1118赵嘉斌：《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国古代外销瓷——中国水下考古工作与发现》，《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1213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4月第17版， P373、P374。 

　　14《马可波罗游记》（陈开俊等译）第2卷第8章。 

　　16周春水：《从碗礁一号沉船看闽江水路的陶瓷器外销》，《中国古陶瓷研究》第14辑，紫禁城出版社，2008年10月第1版。 

　　17栗建安：《西沙群岛水下考古调查发现陶瓷器的相关问题》，《西沙水下考古1998—1999》，科学出版社，2006年。 

　　（作者单位：福州市博物馆）

  （本文来源：《福州史志》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