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练的航海技能

　　千百年来，福州沿海居民因为谋生需要和技艺传承，练就高超的航海技术。传说在六七千年前，大陆沿海的古越人，出于某种原因就有结筏或乘独木舟南下太平洋诸岛的。他们遂成为南太平洋诸多岛屿上广泛分布的土著居民的先祖。他们是如何跨越浩瀚的海洋而抵达南洋诸岛的至今成谜，这也证明我国大陆沿海古越人，自古就有跨海远航的勇气、智慧与技能。

　　上古时代古闽人驾驶独木舟与竹木筏的技能已很纯熟，就是先秦时期越人“习水便舟”“以船为车，以楫为马，往若飘风，去则难从”的驾船技术，也令中原人惊叹。他们的能工巧匠善于营造和驶船，自然会培养出擅长行舟的“篙工楫师”。魏晋南朝时，他们便以善航闻名，是那个时代海航的好手，故有“习御长风，狎玩灵胥”的赞美。古代尽管文献不重视记录和描绘他们的航海技能，但在宋明以后，由于海航的频繁与远行的活动大增，人们还是免不了要记述这些航海家的海上作业。

　　宋代以前，闽人海上航行还主要是靠岸航行，为的是能望见陆地高山，掌握航向，同时也为临时遇到海上风浪方便迅速躲进港湾或河口以避险。进入宋代以后，闽人凭借长期积累的航海经验，已从早期仅靠肉眼观看太阳、星星辨别方向，仅凭经验掌握风讯，以升降或控制风帆，获取动力；或者辨别洋流风向以选择出航时间或航道，逐渐进步到可以利用仪器观测。“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他们也从阿拉伯人处学会利用牵星术以定位导航。从北宋开始，学会使用司南、指南针以辨别与控制航向。至南宋，“舟舶来往，惟以指南针为则，昼夜守视惟谨”。据记载，明代郑和船队航行于茫茫大海之中，无崖岸可寻、村庄可志，也无驿程可计，“惟观日月升坠，以辨西东，星斗高底，度量远近。还有就是刻干支于木盘，浮针于水，指向行舟”。

　　明清时期，航海的闽人凭借航行经验编绘针路图、编制针路簿或“顺风相送”图册，记录航程或经履之地，为后人留下宝贵的航海资料，也为当今确定我国海上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归属提供确切的佐证。

　　闽人在长期航海中积累了丰富经验，熟练掌握驾船和导航技术，保证了每次海航的顺利完成。他们在大洋中“鼓枻扬帆，截流横波”，“如走平原”，因此造就大批富有经验的航海专业技术人员。郑和船队每次出航，都事先从福州船民中挑选有经验者充当“火长”船师，“乃以针经图式付与领执，专一料理，事大责重。”郑和船队在七次下西洋中，从福州选拔、招募的随行人员极多，这在明人周瑛修的《兴化府志》、何乔远的《闽书》中都有记载。这些人中，许多都锻炼成为有经验、有技术的“船师”即航海家。

　　发达的国际航线

　　福州海上交通滥觞于古越人的航海活动。早期或结筏航行，或乘独木舟水行，行程尚不远。随着造船技术的进步和行船技能的提高，渐行渐远，由浅海而及于深海，其航线也在逐渐延长。

　　先秦时史载，“岛夷”（越人）有向中原周王朝进贡的义务，他们通过海航入贡，航线是“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即从福州一带沿江出海北上长航，经过淮河、泗水，然后陆运到达周东都洛阳乃至镐京（长安）。到东汉，史载“旧交趾七郡，贡献转运，皆从东冶泛海而至，风波艰阻，沉溺相继”。说明东冶的闽越人，担负海上运输与集中转运的任务，从西南各郡沿海到北方沿海，其航线之漫长可以想见。它还表明，这条海上运输线远途已达今之中南半岛。东汉末年，天下大乱，有些人为避战祸，或避地会稽，“浮海客交阯”，或自会稽“浮涉沧海，南至交州，经历东瓯、闽越之国”。表明自会稽至交州，沿海几千里路已成越人和闽越人常行的海航路线，是一条畅达的航线。

　　汉代，东冶人还有向南太平洋岛屿航行、来往（经商）的记载。《后汉书·东夷列传》记载，有汉人从海上到达澶（亶）洲和夷洲的，前者指今菲律宾，后者应即今台湾岛。澶洲“人民时至会稽市（布）。会稽东冶县人海行遭风，流移至澶洲者，所在绝远。”到三国时期，东吴国主孙权“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人浮海，求夷洲及澶洲。”说明秦汉以来，我国东南沿海一直有着与海外沟通与交流的海道。汉晋时期，福州乃至福建沿海已形成历史上被称为“建安海道”或“晋安海道”的海上航道。如吴国在建衡元年（269年）曾派军“从建安海道，皆就合浦击交趾。”当时的海上军事通道，实际上是其前或此后官民常用的贸易通道或与海外交往的海道。

　　到六朝时期，由于海外贸易发展，福州与海外各地的经济往来更加频繁，史书以“舟舶继路。商使交属”，“商舶远届，委输南州”形容航道之辽远与来舶来人的频密。东冶港作为重要基地，北通江浙，南至交趾，是为传统海道。随着海外交往日渐频繁，晋安（建安）海道使用日多。南朝梁时，晋安郡守陈宝应“自海道趋于会稽贡献”；南朝陈文帝进攻陈宝应也是“自海道袭晋安”。南朝时，因“晋安独丰沃”，海外遣使贡献者不下十余国，此时“航海岁至，逾于前代”。

　　唐代，朝廷对南方沿海的海外贸易持开放和鼓励的态度，因而福州海路通畅，海外贸易交往更加兴盛。唐诗人称赞福州“云山百越路，市井十洲人。执玉来朝远，还珠入贡频。”新罗（朝鲜半岛）僧人慧伦还曾“泛舶而陵闽越，涉步而届长安”，也是通过海路来朝大唐的。福州因此出现“万国之梯航云集”的壮观景象。当然，对这种冒险求利的现象，也有文人表示深切的忧虑。唐五代诗人黄滔就曾作诗劝诫曰：“大舟有深利，沧海无浅波。”“鲸鲵齿上路，何如少经过。”可见在文人眼里，海上航路无异于鲸鲵口中的险途。

　　隋唐以后至于五代，福州对外交通、贸易迅速发展，开辟了许多条海上交往的航线，通商地区不断扩大，交往国家日益增多。如在传统的通往中南半岛、马来半岛之外，还开辟多条新航线：福州向东北至新罗、日本，福州向南至三佛齐（印尼）等地；福州向西往印度、大食、波斯等国家和地区。六朝至唐宋，福州怀安窑陶瓷远销海外多国，由此连接起东北亚、东南亚和中亚各国的贸易航道，形成外销货物的重点口岸。福州对外贸易不断繁荣发展，因而被称为“闽越都会”“东南重镇”，晚唐诗人周朴有诗句曰：“海水旋流倭国野，天文共戴福州城”。航线畅通，福州城常聚许多外国人，“闽越之间，岛夷斯杂”，“船到城添外国人”，“海夷日窟，风俗时不恒”。外国人群集，民俗市风自然难保常态。

　　宋元时期，福建海外贸易臻于鼎盛，福州因广有木材并多良匠，造船业大发展；航海技术进步，可以利用指南针、牵星术以导航、定位，对于确定航线大有助益。福建海航所到达的国家和地区也显著增加，从唐代记录的10个，增至宋代的53个，元代更猛增至99个。福建海商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商贸活动日趋活跃。宋代蔡襄《荔枝谱》载，福州荔枝远销海外，“舟行新罗、日本、琉球、大食之属”，并且航大海而去多国。可见东、西、南三洋皆有航线，因此福州港口有“海舶千艘浪，潮田万顷伏”的繁华。宋代，实行“开洋裕国”政策，福建海上交通贸易十分发达。“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福州商人从各港口出发，北上日本和朝鲜半岛的新罗、高丽，南下南洋群岛的三佛齐、闍婆、渤泥、麻逸、三屿、苏禄等国，中及中南半岛的占城、真腊、暹罗、安南诸国，西南则远去大食、波斯、班达里、细兰、故临等国。

　　明代，福建航海业仍保持领先地位，从福州港口出海者有至安南、占城、交趾、暹罗、琉球、日本、满剌加等国。到日本贸易十分方便，“从福海中开洋，不十日直抵倭之支岛，如履平地”。清代“五口通商”后，福州一度成为著名的“世界茶港”，以茶叶为主的对外贸易十分兴盛，远达欧美。后来茶叶贸易虽然衰落，但因“西风东渐”而又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重要窗口。

　　明清时期，由于朝廷实行“海禁”和闭关锁国政策，西方殖民者东来，往往以炮舰政策强力推行经济贸易。随着明初大航海活动结束，福州对外贸易和交流也走向衰落，王朝的对外交往政策也日趋保守，只有到晚清以后，列强发动武装侵略，中国开始进入国际贸易对外交流的转型时期。福州因此更深地融入经济文化的国际化过程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