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儿当自强

应举少年时，就立志自立。他家有肥田多亩，价值二百余金。这块田地恰在两广总督陈瑞之子，时任礼部尚书陈长祚（长乐人，隆庆五年进士）田界之中。陈长祚多次派人要买这块田地，应举以祖传祭田为由，始终不答应出让。陈长祚恨甚，企图陷害董应举。不久，陈长祚的同窗好友之子到福建督学，陈长祚即买通督学，诬告应举行为不端，要以“劣绩”罪名屠杀应举，夺取良田。恰巧有一教官陈某，爱惜应举才学，又知其冤屈内幕，就暗中劝应举道：古人称识时务者为俊杰，怎能为几亩田地而自害其身呢？以你的才华，只要能谋上一官半职，还怕将来没有良田千顷家财万贯？再说，陈家愿出二百金购买，也不算强夺，请再加考虑，不可因小失大呀！

应举勉强听从教官之劝，收了二百金，但心中不服，就将银子掷于水中，发誓道:“将来若不出人头地，誓不罢休！”谁知这话又被陈长祚听见。他喊住董应举，狠狠数落一番，说董应举你胆敢轻慢老夫，将银子掷于江心，嘿嘿，谅你一个小小生员，就是拍马追赶也休想追上老夫！

受了羞辱之后，本来无意功名的董应举，突然振作起来，仿佛变了一个人。他到福清拜叶向高为师，然后躲进青芝山西侧的定光岩刻苦攻读，炎夏不怕蚊虫咬，寒冬不避北风刮，日读夜诵，手不释卷。不上三年光景，正好赶上皇帝开科取士，大比之年，董应举连捷南宫北闱，得中进士，官居侍郎。而陈长祚之子却不学无术在乡间横行不法。应举闻知，乃罗列罪状，函请福建巡按李凌云捕办。陈家闻讯，十分害怕，乃请大学士叶向高为调解人，将陈长祚之女嫁给董应举之子，以前所买的良田作为嫁礼全部送给董家，陈子也痛改前非不再作恶。后人将应举掷金处名为掷金潭。

屯田保京师

天启元年（1621年），朝廷升应举为太常少卿，管理四夷馆。当时朝政腐败，国事日非。清军攻进关内，明军与之作战却屡次失败。清兵逐渐深入，广宁告急京师震动。有些朝臣贪生怕死，竟将家属撤离北京以避灾祸。应举闻知立即上疏：“兵耗民离，领土日削，乃由不执行国法所造成。”建议皇上处斩这些败类以申法纪。朝廷以应举知兵，令他专任较射演武事，抗击清兵入侵。

应举又上奏，指出“要保卫京都，应在各险要处设防，实行屯田制。”朝廷又升应举为太仆寺卿兼河南道御史，经理天津至山海关屯务。应举以责任重大，曾陈述十难十利，皇帝特命各有关部门予以大力支持办理。应举乃安置东北人民一万三千户于顺天、永平、河间、保定一带，并动用公款六千两买民田十二万余亩，连同闲田共十八万亩，广泛招募耕作之人，给于土地、农具、耕牛、种子等，使之开渠设防，耕种稻麦。所有住宅、仓库、场圃、运输器具等一应俱全，仅费款二万六千两，所收麦谷却达五万五千余石，朝臣异口同声赞叹其功，皇上又升应举为右都御史，仍管屯田事。天津葛沽过去有水陆兵二千，应举都命他们屯田，以收入作军饷，屯务大为兴旺。

天启五年（1625年）六月，朝廷以屯务既成，当兴办铸钱事，于是调应举为工部左侍郎，专理钱务，在荆州开局兴铸。不久，朝廷决定将两淮盐税收入作为铸钱资本，又调应举为户部侍郎兼理盐政。应举来到扬州，奏请修改盐务规章，建议商人补办积引，其增输金额可照正引之半。这项建议被部议反对，没有通过施行。应举正要再行陈述，却被巡盐御史陆世科抢先上疏弹劾，硬说应举从中谋利，阻碍盐务发展。陆是魏忠贤的党羽，此疏一上自然得到魏逆支持，魏忠贤传旨诘责，又唆使其党羽徐扬光再次弹劾董应举，应举有口难辩，遂愤而辞官，移居武夷涵翠洞讲学，后落职返回故梓。

开发百洞山

应举为官多关心国计民生，曾在乡间建筑附城保垒，兴修水利，置社仓义田，救穷济困，滨海人民都十分拥戴于他。

应举酷爱名胜。受魏忠贤迫害落职返乡后，“晚于青芝山搜剔岩洞，爱八仙岩，筑庐居焉。”他致力于开辟百洞山（即青芝山），艰苦经营，当“初得仙岩诸洞”时，欣喜之际一气呵成七绝三首，以“头白山青人复健”句，说明自己没有被魏忠贤的“珰祸”压倒，为创建百洞仙境身体反而更加强健了。他还四处奔波募来巨资重建青芝寺，经常邀请文人墨客同游百洞山，写下许多诗句刻在石壁上，为家乡山水增添了许多秀色景观。

董应举卒于天启末年（1625年左右），享年83岁。崇祯初追复原官，有《崇相集》传世。

（张英慧）

　　（来源：《可爱的福州丛书之三 福州人杰》）